对于吴兴镛的设想，一位资深报人金尧如（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写了《我举双手赞成吴兴镛教授之构想》一文（《传记文学》1997年），今摘录如下：
……我在这里要请读者再体念一遍吴教授的构想的源头：“1948—1949年，大陆中央银行黄金（按：还有银及外汇）分批运到台湾，为早期台湾币值的稳定、经济的开展，及人民的向心，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海峡的另一边，都认为这些黄金是以没有准备金的金圆券，以不合法兑换的手段搜括得来的。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在这一桩两岸人民历史沉积下的恩怨中，吴教授想到的是如何在两岸人民之间泯旧仇、添新恩，他体认到“两岸不能永远敌对下去”。他更希望：“从20世纪的90年代起，海峡两岸应以和平竞争的方式来比赛，看谁能在21世纪的华人世纪的奠基上出力多。”
……这几句话，精神立现。不单是为消解眼前两岸“民怨”，更为21世纪的华人世纪的前程设想，他立即想到了大陆人民。他说：“华人的世纪奠基，最重要的也是大陆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教育。我提出一个野人献曝的小小建议：可否把一部分大陆运台的黄金，作为‘中华世纪’教育的基金，这笔‘黄金教育基金’，保留在台湾……这笔基金的利息主要用来支付海峡两岸交换学生的费用上。以大陆的高中、大学及研究生来台就读为主，台湾学生赴大陆就读为辅。至于是否允许支持大陆的‘希望工程’，也可以细则规定之。”
……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台湾时，正是中日八年战争之后四年，台湾学龄儿童大部分失学。蒋介石主政之首要任务是坚持九年义务教育制（按：是1968年开始的），普及中华文化。他即从大陆运往台湾之黄金白银，亦即大陆所谓“人民血汗钱”，抽掉一部分用之于办学。今日之小学、中学遍及台湾城镇乡村，即始于昔年受日本文化侵略和疮痍满目之地。我在1947年春执教于台北和平中学（即吴教授母校师大附中的前身），我深感台湾儿童教育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我当班主任之三年级学生有只识日文而不识汉文汉语者，至于当时在台北市的文盲儿童更难统计。
……我看台湾政坛中生代风流人物、文化界的俊士硕彦、工商界之亿万富豪，无不孕育于1950年代的小学、中学。台湾之有今日……亦全仗今日上述之政、文、经三大方面之中生代人才。
……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帮助大陆，专注于农村儿童教育之“希望工程”。为了确保基金用于“希望工程”与办小学……“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也应征集有志之士前往大陆内部协同研究基金办学之方案（按：以海内、外退休志愿工作者最佳），并监督其使用与运作情况。这个做法也有先例。
……我想，台湾国民党政府如果能拨出10亿美金（按：是台湾文园“国库”目前所存，原从上海运来的100万两黄金的时价），用“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之户名存入银行，规定以年利1亿美金（按：或2000万美金，因近时利息调降）用之于两岸互派学生留学和大陆儿童教育“希望工程”……
倘能如此，这批运台剩余黄金也算找到了最佳归宿。我相信，当年参与主持运金的蒋氏父子、吴嵩庆、俞鸿钧等，及因运金事件而“受损”甚至家破人亡的广大民众，如泉下有知，也可心安，差可告慰了。
【渡尽劫波】
一个甲子过去，蒋介石走了，带走了数百万黄金和当时四万万人民对他的最后一点信心和耐心；而那些黄金则沿着长江，流到了同是炎黄子孙的海峡彼岸。历史的硝烟已经淡去，岁月的泪痕业已擦干，和平、发展已成寰球大势，历史的沧桑流转多少令人唏嘘喟叹。这些黄金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那都是炎黄子孙的土地，割不断的是骨肉同胞的一脉相连，斩不开的是由黄金白银积累起来的中华民族的福祉。“雨过天晴，重新洗出长河大地。冰消雪化，依旧还看绿柳红桃。”时至今日，两岸关系不断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交流都日益密切，一切皆源于我们是同文同种。台湾腾飞，大陆崛起，两岸相互扶持，共建我大中华经济体之复兴。这浅浅相隔的海峡，注定只是在历史长河中一段短暂的乡愁；而金马澎湖更像“胎（台）”儿的一根脐带，吮吸着母体——大陆，台湾与大陆就永远分不开了。
当年的这场创世纪黄金大迁徙，也早已超越自身的狭隘，把台海两岸从物质、血缘到历史、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使边城静，娥眉敢爱身。千秋青冢在，犹是汉宫春。”（明·莫止《昭君曲》）随着历史的“发酵”，两岸关系的日益回归、文化认同，这批“黄金”就像当年“献身”民族大义的王昭君，更具有无比丰厚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其实历史正如河流，有时一泻千里，有时又九曲回肠，有时波平风软，有时又风急浪高。多少人事如浪花、泥沙，在这条历史长河里绽放、沉没，被挟裹着一路向前。这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母亲河，她孕育着我们成长，为我们的血脉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
站在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才会有高度。从黄金大迁徙事件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历史的和解。如在几十年前，大陆方面看黄金运台过程，心头会有更多的复杂情绪；而当社会抛开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情绪淡去后，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历史。也正是这批黄金，从历史上把台海两岸的炎黄子孙，从物质、血缘、历史、文化方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应该用爱来拥抱历史，它带给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仇恨悲情带给我们的力量则是有限而短暂的。
“天控三灵，山高挡不没太阳。风来八表，云多遮不住月亮。”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和大陆长达30年戒严，国共双方长期隔台湾海峡对峙。对数百万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外省人”来说，回家大门被彻底关闭，通讯都绝无可能。但是天风海涛，隔不断这台海血脉，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祖先留下的血液。两岸相思，正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
“愁里看春不当春，每逢佳节倍思亲。谁堪登眺烟云里，水远山长愁杀人。”树高千丈，终会叶落归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民党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两岸关系史上，发生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951年，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地质学家、国民党政府前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回到了大陆母亲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归国后，翁文灏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1965年7月，“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受中共“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携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此消息一传出，立时轰动世界。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两个儿子及随从从香港飞往美国纽约。1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院切除四分之三只胃，此后滞留在美长达16年。1954年台湾“国民政府”“国民大会”集会选举第二届“总统”时，身居海外的李宗仁遭到弹劾，被免去“副总统”之职，从此关闭了去台的门路。
遭到罢免后，李宗仁已无可能去台。身居异乡，李宗仁却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这成为李宗仁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但他的这一系列做法，在当时世界的冷战背景之下，或者遇到挫败，或者乏人响应，后渐与中共联系热络。
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间，李宗仁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会见中共总理周恩来，为回归中国大陆做准备。1963年，中共研拟李宗仁归附时间已到，但奉周恩来指示，“先向台湾当局打招呼，证明我方仅视李为爱国人士，以免引起误会。”1965年7月20日，他携妻郭德洁经瑞士、中东正式回到中国大陆，周恩来、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李宗仁在北京机场发表声明，声言：“十六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一误再误。”决定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筵开玳瑁留知己，酒泛葡萄醉故人。”李宗仁返回大陆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得到周全安置。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还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并热情地握着李宗仁的手，大声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文化大革命”时，李宗仁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9年5月6日，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解放前夕，毛泽东专门从北平给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机关发来电报：“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于是，当年进驻浙江奉化县溪口镇的解放军部队官兵，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像保护历史文物一样对待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并使之由此开始在新中国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保护。
据民国史料记载，蒋介石在大陆执政时期，对于家乡奉化溪口的眷恋之情十分浓重。在其本人看来，他在民国政坛上的兴起以及事业的发展等，都与他的故乡、故居、父母、风水、祖坟之类密切相关。因此每逢有机会回家乡时，他总是前去祭扫父母的坟墓，并敬香磕头礼拜。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对于故乡的思念和眷恋之情，却没有因宽阔的台湾海峡而阻断，而继续延续到他的子孙们身上。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宣布对台湾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即日起停止炮轰金门，并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行。两岸铁幕终于松动。此后不久，经廖承志等人提议，国务院拨出专款，对蒋介石故居和蒋氏坟墓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保护。蒋介石故居和蒋氏坟墓得到大规模修缮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海内外轰动。1981年，有13家世界知名媒体的记者首访奉化溪口，随后进行较大规模报道。据说，在台湾的蒋经国看到有关报道之后，感慨万端，并称赞中共做了一件大好事。然而，遗憾的是，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却始终没能再重回到故乡看一看。
据史料记载，蒋经国的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祖国大陆度过的。幼年时期的蒋经国，曾在出生地奉化溪口与生母毛福梅相依为命。奉化溪口小镇给他留下了生命中最初、最美好、最温馨的甜美记忆，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回忆在奉化溪口的温馨生活。1987年，邓小平请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转告台湾领导人，应该让那些已经在台湾的人回到大陆来探亲。此时，躺在病榻上的蒋经国，顶着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重重压力，决定从1987年11月2日起，准许并接受国民党老兵和一些在大陆有亲人的民众回大陆探亲。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有关探亲的决议案。10月15日，《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即告颁行，允许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在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亲属的民众皆可赴大陆探亲，一年可有一次，一次三个月。自此，长达38年的两岸相互隔离的历史坚冰终于被打破。“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台胞，面对多年不见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无不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因激动而休克。然而，直到1988年因病去世，蒋经国也没能再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据说，他在弥留之际，曾留下遗愿，想要归葬大陆，葬在母亲的身旁。
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同样也对祖国大陆魂牵梦绕。因身份特殊等原因，蒋纬国不能回乡祭亲；但是“纬国先生想回大陆看看”，在台湾却是广为人知的事。据说，蒋纬国曾有过一次重回大陆的机会。1993年9月初，他应美国侨界、文教界团体的邀请，前往洛杉矶参加“中国当前统一问题之探讨”学术研讨会。会后，他悄悄飞到俄罗斯准备转赴大陆，以实现他内心存在多年的归乡夙愿。不料此事却被台湾媒体公开披露，他只好作罢，折返美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岸关系逐渐得到改善，蒋介石后人回奉化溪口故乡祭祖扫墓的愿望也愈发强烈。1993年8月4日，在征得台湾当局的同意后，蒋介石长孙蒋孝文的妻子徐乃锦代表蒋介石后人第一次回到了奉化溪口老家。
据媒体报道称，徐乃锦的奉化溪口之行，受到蒋孝文远在美国的三弟蒋孝勇的关注。1995年4月的一天，妻子方智怡告诉蒋孝勇，她想随同父母到大陆访问游览。蒋孝勇立即表示赞同，并要她公开抛头露面试探外界的反映。1995年5月17日，方智怡与父母抵达北京，海内外对方智怡此行表示极大赞许。1996年，蒋孝勇秘密来到大陆。就在这一年年底，他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去世之前，他动情地告诉妻儿：“蒋家人是中国人！”
蒋孝勇一家访问故里后不久，1996年10月25日，蒋纬国的夫人丘如雪（原名邱爱伦）和儿子蒋孝刚也回到了家乡。而吴兴镛在其著作《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中，也记载了一次“小小的中共统战”的故事，内容兹引如下：
“在海峡两岸尚未开放之前，大概是1973年和1974年，笔者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俩在外散步，先父（按：指吴嵩庆）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在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他告诉我，前些时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只可算是他的留法前期同学，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三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就知道他们都还很好地活着。同时，他把一次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孩子们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带来了长子的亲笔信。信中说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当然，二三十年的隔绝，能见到信也很好，但是总不及实地见面更好。
“父亲并告诉我他已向（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经国先生报告过了，蒋没讲什么话，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以后十多年，先父还是经常出入台湾，参加国际钢铁、老人福利及宗教等各项活动与会议。蒋父子对他还是信任有加。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讯，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这要感谢中共这次小小的统战。”
1949年以后，吴兴镛的祖母（在吴嵩庆赴台之初，曾通过上海一个无线电台的广播“召唤”儿子“反正”回归）、姑母还有三个哥哥，都留在了大陆。两岸解禁后的1991年，离开大陆四十多年的吴嵩庆决定回宁波镇海老家看一看。其父吴吉三在家乡办的延陵小学还在，他去捐了钱，并与他的两个妹妹也见了面，这一次旅程非常圆满。但在返台当晚吴嵩庆即去世，或许是心愿已满、无疾而终吧。
公元1987年年底的某一天，“老上海”城隍庙（今豫园）附近“玉壶春”茶馆。老板黄士忠一早就已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自从弟弟黄士孝遭遇“太平”轮海难后，随着战事的日益紧张，士忠夫妻二人变卖了茶馆的房产，便回乡下发展去了。战局之动荡，生存之艰难，命途之坎坷，黄士忠仍然选择把灵魂留在高处，因而在最深的绝望里看到了最美的风景。“环境就是这样，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正是适应这种环境的人，所以就活过来了。”谈及过去的经历，如今已年过六旬的黄老板，可谓感慨良多。
自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在陈毅市长的精心治理下，上海经济逐步复苏，各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古老的上海重新焕发了青春。由于黄氏家族在旧上海时代也曾烜赫一时（士忠祖父、父亲都是著名的企业家，其父还是抗日爱国人士），士忠也是出了名的慈善家，因此得到政府和友好人士的扶持，士忠得以“复出”，重操旧业，不仅购回原有房产，而且经营规模还扩大了一倍。看来，人生若想有所成就，有时就须把自己的心流放到荒凉僻远的沙漠，体味孤穷，才能坚忍意志，提升境界。而他的妻子黄严氏，也终于渡过难关，不仅治好了哮喘病，还生下一对儿女，如今都已成家立业。现在的她，脸上总是挂满笑容，跑前跑后，热情地招待客人。
马上又到新年了。士忠夫妇除接待客人外，正准备福礼，准备祭祖。当他翻出士孝牌位时，不免又唏嘘感叹一番。“唉，士孝如果活到现在，也该五十多了，也是子孙满堂了！”泪眼蒙眬中，他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看到士孝从外面买茶回来，一脚踏进店里，高声叫道：“哥，我回来了。”“唉，士孝啊……士孝……”老黄摇摇头，擦擦泪，又往熟悉的房门看了看。然而，突然，他一下惊呆了！
人来人往中，他这才发现，熟悉的房门上正倚着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年人，冲他微笑。见士忠注意到自己，中年人突然高声叫道：“哥，我回来了！”
“士孝！士孝……是你吗？士孝！真的是你吗？！”士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是在梦中。
“大哥！我真是士孝啊……我回来了！”士孝顿时泪如雨下，哽咽起来。
“士孝！……”
“大哥！……”
兄弟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两张脸贴在一处，泪水如悬河决堤，一泻千里。
“我的亲弟弟呀！你可把哥哥想死了！我日思夜盼，终于把你盼来啦！”
“哥呀，38年了！38年啊，我终于回家了！”
“来，弟弟，快坐！让哥好好看看你。对了，快去见你嫂嫂，她整天盼你回家呢！你是一个人来的吗？孩子呢？咦，那艘‘太平’轮不是沉没了吗？你怎么还……我和你嫂子还以为你已经……”此时，有多少话需要述说，黄士忠激动得语无伦次，竟不知怎样开口了。
“来，快来见过你们的大伯、爷爷。”士孝冲站在门口的几个人招呼道。士忠这才发现，门口还站着七八个五六岁到三十余不等的年轻人。原来都是随士孝来大陆探亲的子女及亲眷。这时，黄严氏闻声而来，见到“活着”的黄士孝，激动得差点晕过去；众人忙将她扶住。于是，又免不了一番流泪、感慨。
黄严氏又急急叫来自己的儿孙，与黄士孝见面。双方厮见毕，年轻人很快便谈在了一处，毕竟血管里流动的是同样的血液。中午，黄严氏和女眷们又做了一桌丰盛的团圆饭，大家边吃边谈。
“哥，这是正宗的台湾冻顶乌龙茶、高山茶，是我专门为我们的‘玉壶春’‘买’的。”士孝道，“我们坐船从台湾基隆港来到上海后，一路打听你的消息，幸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你，倒也好找。没想到‘玉壶春’又起死回生了，而且规模竟这样大，生意这样好。大陆发展得可真快啊！”
“是啊，这几年大陆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当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士忠感慨道。
“看来，当年我们选择留在上海，也是非常正确的。”黄严氏道，“士孝，你快说说这些年在台湾的情况吧。你又是怎样从‘太平’轮海难中逃生的？”
“好的，”士孝呷了一口酒，慢慢地道，“那天下午4点，我和王探长登上了‘太平’轮，然而，因为等中央银行的一批物资，直到6点才出发。一开始船行得还非常顺利，大家在船上还喝酒庆祝新年；可是到了半夜时分，却撞上了另外一艘运煤的船。我们的船一下被劈成两半，大家都掉进海里……”
时间再回到1949年1月27日那次惨烈的海难事件。士孝和老王同时落水，两人扒在一只木桶上，在海面上漂流、呼救。由于木桶不能承受两人体重，变得沉浮不稳。这时，老王突然拔枪相逼，让士孝让出木桶。士孝绝望之余，突然一排如墙巨浪迎面卷来，二人都被打翻，沉入水中。老王因身体肥胖，很快便没了踪影。士孝年轻体健，又善游泳，拼命挣扎，后来被人拉上一只救生艇，捡回一条命。
赴台后，士孝辗转找到了老王的老母和女儿，得知老王的妻子在海难事故后不久改嫁了他人，于是主动承担了赡养其老母、抚育其幼女的责任；直至老母送终，女儿出嫁。同时，也得益于其老母之关系，进入唐荣钢铁公司工作，后来因工作出色，还被董事长吴嵩庆提拔为部门经理。至于他的妻子，则是早一批随其母亲乘坐“太平”轮来台的，侥幸躲过一劫。二人育有二子一女，均已成家立业，现在也是儿孙满堂了。
“唉！可惜了，老王……”提起自己这位好友，士孝心情非常复杂。他在向别人讲述海难事件时，略去了老王以枪相逼这件事，这包括老王的母女，还有自己的哥哥黄士忠。他太善良了，每年的清明节，除遥祭自己的父母外，都顺便给老王烧一把纸钱。
近几年来，尽管台湾经济飞速发展，他也功成名就，生活越来越好；但心绪却越来越浮躁，情感世界仿佛被撕开了一条大口子，有一种似乎无法弥补的空虚。
“哥啊，人越老就越想家，越念旧啊！大陆是我的根，有我童年的气息啊！我做梦都是在回家……”士孝说着说着，不免又有些哽咽起来。众人听了，也都眼睛湿润了。
“我的岳母和妻子是早一批乘‘太平’轮来台湾的，非常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至今她还保存着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三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和一个记满了上海电话的小本子。小本子上面有南京路，还有她的老家河南路一号，可是她一生再也拨不通这些电话了。
“岳母原来是上海中西女校的学生，来台后，这些中西女校的校友们，每年都坚持聚会，在一起唱歌，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当年上海的这些生活方式，她们都一直保留着。”
士孝的讲述，一下也把众人拉回到三四十年前。在大家的头脑中，仿佛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韶华不再的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喝红茶，用轻柔的吴侬软语，哼唱《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有时唱完后，就抱头痛哭……
“哥哥，如今我们骨肉相聚，便如同再生。即使分居两岸，隔着的也不过是一段浅浅的海峡，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士孝紧紧握住哥哥的手，眼含泪花，目光坚定。
“弟弟，古人云：‘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我们同根同种，血管里流动的都是炎黄的血液，同胞之情，是任何外力、任何时间都不会改变的！”士忠也紧紧握住弟弟的手，字字如铁，铿锵有力。
不久，在“玉壶春”茶馆的堂屋正中壁上，悬挂了一幅笔力遒劲的字画，上书：“忠孝传家。”
（奥地利，里尔克《严重的时刻》，陈敬容译）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应该互帮互助。更何况是一母同胞呢？祖先留给两岸炎黄子孙的血脉亲情和历史文化，才是我们永远的“黄金”！
